先秦思想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（二）
3. 现代领导理论与先秦思想中的领导指挥方法
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中，领导工作是指“影响人们为组织和集体目标作出贡献的过程。”领导的实质是通过建立一种追随关系来实现组织的目标。由于人们往往追随那些他们认为可提供实现其愿望、要求和需要手段的人，因此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，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，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，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。
多年来，西方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，其中以沙因、波特、道格拉斯.麦格雷戈登的人性假设最具有经典意义。他们大致都认为人经历了从“经济人”、“社会人”、“自我实现人”到“复杂人”的演变。④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有儒家的“人性可塑说”（其中包括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）、道家的“人性自然说”以及法家的“人性好利说”。
人性假说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。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“变数”，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。这与我国道家、法家的看法不谋而合。只有儒家认为人性是可变的，如荀子主张“导人去伪”，孟子主张“领悟善端”。他们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，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地管理效果。
“士为知己者死”反映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追随关系。《孙子兵法》中分析道：“视卒如婴儿，故可以与之赴深溪；视卒如爱子，故可与之俱死。”儒家孔子提出“施仁政”，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象爱护亲属一样对待臣民，“民可载舟，亦可覆舟”。 爱民必须体现在满足臣民的需要上，决策时必须顺应民心，从而形成凝聚力。
“赏不可不平，罚不可不均。”不分人的贵贱，赏罚要严明，这样才能通过正强化和负强化的激励作用，来鼓励先进，鞭策后进，提高组织绩效。曹操违纪，自罚“割发代首”；街亭失守，诸葛亮“挥泪斩马谡”。这些历史典故都是执法严明的例证。只有做到恩威并施，才得以“犯三军之众，若使一人”，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，使之无敌于天下。
“任贤律己”，“身先士卒”。这是告诫领导者要知人善任，严于律己，身先士卒，以自己的言行来感染和激励下属。在这方面，《周易》、《孙子兵法》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对领导者的期望，认为领导者应反身修行，团结和厚待下属，以达到“上下同欲”的最佳协调状态。
其二、现代企业管理关于指挥和领导行为的理论有其丰富的内容，如Ｒ•布莱克和Ｊ•穆登设计的管理方格图和Ｆ•菲德勒提出的随机制宜理论。
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“正己正人,成己成物”的思想与以上理论同出一辙。孔子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(《论语•雍也》),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(《论语•颜渊》)的忠恕之道，是为仁之方。因此,在人际关系问题上，要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”(《论语•卫灵公》)，即要严于律己,宽以待人。只有正己,才能正人,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”(《论语•尽心上》),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,古代先哲“正己正人,成己成物”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、率先垂范、身先士卒、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,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。
4. 现代控制原理与先秦的“礼治”、“无为”之说
在管理的控制职能方面，相对而言，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，强调控制的实效性；中国先秦思想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，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、不准确但更具柔性。正所谓“圣人无为，故无败；无持，故无失”。
儒家强调礼治，道家主张“无为”而治，法家则力推“法治”。“礼”，其实是一种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、社会结构，即建立贵贱、君臣、父子的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。儒家认为对社会进行控制，必须“两手并用，先德后刑”。用孟子的话说即：“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；以德服人者，心悦而诚服也。”
最有效的控制，应是“无为而治”，这一思想被彼得•圣吉(Peter.M.Senge)称为“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”，他认为应尽最大可能地让下属面对所有的问题，包括处理企业成长与持续经营之间的两难困境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些构想，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。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，而是“通过学习来控制”，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，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，从而达到“无为而治”的最高管理境界。
“无为而治”正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，老子讲的“无为”是达到“无不为”、“无为治”这一目的的手段。确切地说，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，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。在历史上，西汉的“文景之治”、唐太宗的“贞观之治”均为“无为而治”的典范。
5. 现代协调管理与中国先秦思想中的“贵和持中”理论
关于协调管理，中国先秦思想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“和”持“中”。注重和谐，坚持中庸，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。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用“相济”、“相成”的思想丰富了“和”的内涵。他将其应用在君臣关系上，强调君臣在处理政务时意见“否可相济”的重要性。通过“济其不及，以泄其过”的综合平衡，使君臣之间保持“政平而不干”的和谐统一关系。孔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，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（《论语•学而》）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和谐，是一种贵和须息争，息争以护和的和谐论。孟子也主张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。在现代企业管理中，人“和”精神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。“中”，即中庸之道，不偏不倚谓之中庸。《中庸》将孔子所主张的持中的原则，从“至德”提到“天下之大本”、“天下之达道”的哲理高度。贵“和”持“中”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，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。做事不走极端，着力维护集体利益，求大同而存小异，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。这些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，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有着积极作用。
